2026年4月3日上午，德国汉学家大会第二分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美洲厅举行。本场分论坛以“德国汉学家个案与汉学学科史发展研究”为主题，来自浙江外国语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山东工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理工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的十位学者先后发言，围绕卫德明、莱布尼茨、米勒、施寒微、林西莉、福兰阁等德国汉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以及德国大学图书馆汉籍收藏、商衍鎏对汉堡汉学的贡献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法兰克福大学阿梅龙（Iwo Amelung）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尤莉（Juliane Noth）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刘海燕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上半场由四川轻化工大学万燚教授主持。

　　从神之行旅到生之关照：卫德明对中国审美精神的易学阐释

　　浙江外国语学院朱睿达以“从神之行旅到生之关照：卫德明对中国审美精神的易学阐释”为题作了首场报告。他指出，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继承其父卫礼贤的易学研究传统，在1964年爱诺斯会议上发表的《精神的漫游》一文中，以《易经》为核心阐释中国审美精神。卫德明从西方文学中“漫游”主题切入，将其与《楚辞》的“神游”传统相对照，认为中国文学中的神游包含三种形态：形体超越时空之限、精神交流之游、魂魄出游。他指出，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虽试图通过文学漫游寻求精神解脱，但最终未能提供答案。卫德明转而从《易经》中寻求出路：他解读《旅》卦为“登上山顶后创造出的精神火光”，《观》卦为“游目骋怀”的主体精神漫游，最终归结于“生生之谓易”——中国人通过有限的个体与无垠世界的交感互动，使精神抵达生命的终极境界。朱睿达认为，卫德明以易学为根基的阐释，不仅概括了卫氏两代汉学家传播中国精神的诉求，也为跨文化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路径。

　　中国视域下的德国汉学：成果、方法与学术价值

　　江苏师范大学蔡冰以“中国视域下的德国汉学：成果、方法与学术价值”为题，系统梳理了1956年以来中国学界对德国汉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她基于知网文献计量分析指出，1977年之前相关研究几乎空白，改革开放后逐年上升，2022年以来增长尤为显著。研究热点集中于卫礼贤、顾彬、福兰阁等少数汉学家，学科分布以中国史为主，领域涵盖文学、哲学、宗教、法律、中医、科技史等。研究方法以文献学、文本分析、翻译学、传播学为主。蔡冰特别指出，中国学界对德国汉学的关注度仍低于日本与美国，此次大会有望推动研究格局的转变。她呼吁在AI时代拓展汉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野。

　　德国汉学家安德烈亚斯·米勒的中国历史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陈悦以“德国汉学家安德烈亚斯·米勒的中国历史研究”为题，聚焦17世纪德国早期汉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的学术活动。米勒精通多种东方语言，曾任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图书馆东方藏书楼管理员，管理当时欧洲最丰富的中文馆藏之一（近400卷）。他编撰了中文图书目录，研制了3287枚梨木汉字字模（至今完好保存在柏林博物馆），并对《大秦景教碑》进行了开创性的标音研究。在历史著述《论契丹的地理与历史》中，米勒通过对词源、历法（十二生肖纪年表）、人文地理等多方面的考辨，最早在欧洲文献中明确论证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契丹”与耶稣会士文献中的“中国”实为同一地点。陈悦认为，米勒的文献整理工作虽学术性不及后世，但其开创性的语文学实践为德国汉学的学科化奠定了基础。

　　论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

　　四川轻化工大学万燚以“论施寒微：德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为题，以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中国文学史》为对象，分析了其四大书写特征：从文字与文学的关系史切入，偏重被中国学者忽略的关键细节，将诗人置于跨文化语境中考察，注重分析中国精英如何通过文学表达思想情感。她指出，施寒微特别关注民间文化、物质文化、审美趣味等外力因素与文学演变的互动，改造了以往阶级进化论的书写模式。在评述李白、杜甫、李商隐时，他引入西方诗学概念（如“巴洛克风格”）进行类比，并大量征引欧美汉学成果，体现了“大汉学”思维。万燚同时也指出，该书仍不免带有欧洲“他者”视角的主观偏差，但其“他山之石”的价值在于推动中国学界在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时更加开放与自省。

　　遇见林西莉：汉学家的第三种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郭灵凤以“遇见林西莉：汉学家的第三种意义”为题，从北欧研究者的视角解读了瑞典汉学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及其著作《汉字王国》在中国的独特接受现象。她指出，《汉字王国》自1998年引进以来，三联版已印刷23次，成为中小学推荐读物，其普及程度远超多数专业汉学著作。郭灵凤认为，这一“林西莉现象”不能仅以“文化摆渡人”解释，而应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中理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1930年代“本位文化”讨论，再到1980年代“文化热”与1990年代以来“国学热”，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面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林西莉的汉字解读虽在学术上存在争议（如过度强调象形），但其温情、直观的讲述方式恰好契合了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与“选择性复兴”需求。郭灵凤认为，林西莉的案例揭示了汉学家在学术研究之外的“第三种意义”——作为文化情感联结的媒介。

　　以中国为镜：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

　　下半场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张恒主持。五位学者继续围绕德国汉学的关键人物与物质载体展开报告。

　　山东社会科学院张恒以“以中国为镜：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为题，探讨了莱布尼茨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对宋明理学的理解。他指出，莱布尼茨撰写此文旨在反驳传教士龙华民将理学判定为“无神论”的观点。莱布尼茨逐一反驳了龙华民的五条理由，认为“理”是至善至美的精神实体，相当于至高神。张恒认为，莱布尼茨对理学的理解基本准确（源于其敏锐的哲学直觉），但其结论（理学是有神论）则是一种“创造性误读”——他借中国理学之镜来映照自己的单子论与前定和谐论，实为在“礼仪之争”背景下支持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文化立场选择。这一案例揭示了跨文化理解中“视域融合”的复杂机制。

　　德国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的收藏与来源——以汉学家旧藏为中心

　　山东理工大学陈恒新以“德国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的收藏与来源——以汉学家旧藏为中心”为题，介绍了其团队对德国大学图书馆汉籍的调查与编目工作。他重点分析了莱比锡大学（以葛禄博藏书为主，约1690种）、法兰克福大学（以福尔克藏书为主，约507部）和慕尼黑大学（特色为家谱与子部术数类典籍）的汉籍收藏。这些藏书大多来自汉学家的私人捐赠，如葛禄博、福尔克、孔达（Otto Kümmel）、鲍吾刚等，其藏书印多用小篆，体现了德国汉学家的独特传统。陈恒新指出，由于德国编目方式与中国不同（依据函套书名而非卷端，版本鉴定不精），亟需重新编目，以向中国学者提供准确的版本信息。他呼吁建立全球汉籍数据库，推动域外汉籍研究的深入。

　　商衍鎏与汉堡大学的汉学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韩硕以“商衍鎏与汉堡大学的汉学研究”为题，考察了清末探花商衍鎏1912—1916年应福兰阁之邀在汉堡大学任教的贡献。商衍鎏不仅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为汉堡大学采买了《古今图书集成》《皇清经解》等大批核心典籍，并亲自抄录整理藏书卡片，构建了汉堡汉学的文献基础。韩硕强调，商衍鎏并非传统腐儒——他曾在日本学习经济学、宪法、民法等现代学科，回国考核第一名——这种“新式文人”的身份使他成为福兰阁“将中国历史与现实结合”理念的理想伙伴。商衍鎏的文献工作与治学理念深刻影响了汉堡后继学者（包括傅吾康），形成了汉堡汉学以明清近代为核心、古今结合的学术传统。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的中国历史观述论

　　青岛大学黄怡容以“德国汉学家福兰阁的中国历史观述论”为题，系统阐述了福兰阁（Otto Franke）的历史观。福兰阁曾任德国驻华外交官13年，亲历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后成为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反对黑格尔等人将中国历史视为“停滞”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并以辛亥革命为例证。他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期，强调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通。在历史方法论上，福兰阁主张使用原始文献（以《资治通鉴》而非《通鉴纲目》为底本），注重政治史与国家史，认为“国家史高于一切”。他批评中国传统的“普世帝国”理念阻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但同时也肯定中国文化的高度发达与连续性。黄怡容指出，福兰阁深受德国历史主义与普鲁士学派影响，其研究虽未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但其批判性、客观性以及对原始史料的重视，为德国汉学奠定了科学化的学科范式。

　　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的瓷器模件化审美跨文化阐释

　　北京语言大学张潇尹以“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的瓷器模件化审美跨文化阐释”为题，从器物维度对德国汉学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理论展开研究。她指出，雷德侯以景德镇瓷器为典型案例，论证中国传统艺术以模件化体系为核心，通过标准化单元的组合与变体，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多样化艺术表达的统一。在造型层面，基础器型模件经重组、衍变生成丰富器物样式；在装饰层面，传统纹样以固定模件形式灵活搭配、有序组合；外销瓷则在保留本土核心模件基础上，适配欧洲市场需求调整器型与纹饰，成为中欧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张潇尹认为，雷德侯的模件化理论揭示出具有普适性的审美与创作逻辑，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提供了具备可沟通性的理论阐释路径。

　　专家点评：反思学科边界、方法论与跨文化张力

　　在上下半场的评议环节，四位点评专家分别发表了见解。

　　阿梅龙教授首先指出，汉学的定义本身是一个历史流变的概念，从一百年前研究中国科学的人未必被认可为汉学家，而今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学者也被纳入汉学范畴。他观察到德国汉学界的国际化趋势：很多人不再用德语而用英语发表论文，德国大学中也有越来越多非德国籍的汉学家任教。他对陈悦关于米勒的报告给予肯定，认为米勒的汉字字模和文献整理工作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知识结构。针对施寒微的文学史，阿梅龙请发言人进一步解释“汉学主义”的概念。最后他强调，研究者应重视那些被忽视的“民间资料”，这些资料往往比罕见的版本更具历史价值。

　　顾钧教授在点评中补充了关于卫德明《远游》研究的学术源流。关于蔡冰的报告，顾钧补充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李雪涛教授正在编辑《我的老师顾彬》一书，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2005年大象出版社出版了由李雪涛组织翻译的《德国汉学》文集，收录了德国学者自述学科史的珍贵资料。他提醒，德国汉学家自身对学科前景并不乐观（如顾彬、阿梅龙所言），中国学者在研究时应保持批判性距离。

　　尤莉教授在下半场点评中，对每位发言人的报告提出了建设性问题。她欣赏张恒对莱布尼茨的解读，并追问哲学家的自身理论与对中国哲学解读之间的界限何在。对陈恒新的汉籍调查，她关心是否已有数据库建设计划，并建议从藏书来源进一步发掘研究课题。对韩硕关于商衍鎏的报告，她肯定了对“二级角色”的关注，建议进一步挖掘其中的人际冲突与不顺畅的交流，采取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对黄怡容关于福兰阁的报告，她建议补充福兰阁与同时代历史学、汉学界的对话关系。

　　刘海燕教授在点评中，从莱布尼茨研究出发，提醒注意传教士汉学中“天”与“理”的概念差异，以及拉丁语文献本身可能存在的争议。她对陈恒新的汉籍编目工作给予肯定，并对韩硕的研究提出建议：应加强实证考证，避免观念先行。她特别就福兰阁的历史观与黄怡容进行了深入对话，指出福兰阁深受普鲁士学派影响，注重国家史、民族史，但这与纳粹时期的“民族”概念需作区分。福兰阁对儒家的批判、对法家的偏好，与其学术背景和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刘海燕鼓励年轻学者在研究中保持“问题意识”，在充分肯定汉学家贡献的同时，也要进行批判性审视。

　　在个案与学科史之间重构德国汉学的整体图景

　　本场分论坛历时近四小时，十位发言人从汉学家的思想阐释、文献整理、历史书写、跨文化接受，到汉籍的物质载体、学科制度、语言政策，全景式呈现了德国汉学从17世纪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德国汉学作为一个具有深厚语文学传统和强烈历史意识的学术领域，其学科史绝非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始终在“理解他者”与“自我确证”之间寻求平衡。无论是卫德明的易学漫游、莱布尼茨的镜中之思，还是福兰阁的国家史观、雷德侯的模件理论，都体现了德国汉学家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与普遍人性框架中加以审视的独特视角。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德国汉学的“再研究”，从文献普查到个案考辨，从学科史梳理到理论反思，正在形成一种双向的知识生产。在全球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将为汉学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